也正是这种非工具性的、相互性的关系，决定了法治的实践并不可能只服务于一方的利益。

主体是与客体相对应的哲学范畴。(63)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67)立法目的是一部法律的核心，法律的各项具体规定都是围绕立法目的而展开。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时滞执行的判决，甚至执行旷日持久，则意味着权利迟到，甚或权利流失。(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8页。

2.只有在生效判决得到全面执行的前提下，维护合法权益的价值方可能得到实现。(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23] 孙笑侠：《法律人思维的规律》，载葛洪义：《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进入专题： 法律思维 新文科 养成教育 。首先，法律思维本质是一种思维形式。因为对于法律人来讲，思维方式甚至比他们的专业知识更为重要。只有当教师自身具备具体法学学科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和较高的理论素养基础上，才可能建立相应的稳定的分析问题的框架体系，形成相对完善的课堂教学方案设计，引导学生进行真正的法律思维训练。

在全面依法治国与新文科建设双重背景下，中国特色法学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必须正视传统法学教育模式的缺陷，既要积累足够的共识和智慧探讨融合创新的路径，更要坚守法律思维训练与养成作为未来我国法治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定位，正确认识和认真贯彻法教义学理念，重视提升法学教师的法律思维能力与水平，通过教学内容优化和教学方法改革，实质性强化法科学生的法律思维训练。虽然中央层面的文件提出了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以及立德树人、德法兼修等要求，毋庸置疑，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法学教育的首位，但在专业核心价值定位以及如何落地方面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21]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载州长治主编：《西方四大政治名著》（第1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3页。[3] 参见杨文义：《新文科背景下法学教育的谋与变》，载《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21年第10期。本文无意创建一个新的法律思维定义或理解视角，但出于文章研究的需要，将法律思维的训练与提升作为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法学教育改革的核心目标，厘清法律思维的本质就具有先决性意义。培养目标一直是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也是法治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影响和决定培养计划的制定，包括课程、教科书、教学方法等配套安排。

[2]杨文义教授则提出了打破壁垒、积极拓展兼收并蓄、实现突破的融合创新之变，[3]等等。切忌在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的大旗下，忽视甚至摒弃学科自身的规律与特质，因为学科之间的融合与交叉，是以学科之间的相互独立和清晰边界为前提的，任何一门学科均有其作为独立学科的自身品格与固有规律。 【注释】[1] 参见徐显明：《新文科建设与卓越法治人才培养》，载《中国高等教育》2021年第1期。最后，科学控制人文通识课程（公共课程）的比例。

[21]（二）法律思维对法学教育固本守正的价值证成法学乃经世致用之学，其专业属性要求担当法治人才培养重任的法学教育必须兼顾理论与实践双重品格，新文科背景下法学教育改革的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应当明确并强调法律思维的培养与训练作为法学教育核心目标的定位。最后，法律思维有别于常人思维但并不排斥社会常识。

[18]李瑜青等学者则从法律思维的过程与结果互动关系层面理解法律思维，[19]不一而足。[22] 陈骏业：《法律思维能力在法律高等教育中的核心定位及培养》，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2期。

与此同时，还必须充分正视在中国特定语境下法教义学方法可能会遇到的挑战，如我国现行法的规范性尤其是体系性不足，可能会对法学教育中引入法教义学方法造成负面影响。截至2021年8月，632所高校开设法学本科专业，全国共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55个、硕士点149个，[5]法律硕士授权点超过280个。正视社会各界对既有法治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尤其是针对用人单位对法科毕业生实际工作能力评价较低的直接反馈，回应社会对法治人才尤其是高端优秀法治人才的需要，改革我国传统法学教育模式存在的缺陷与问题早已刻不容缓，此前中国法学教育界也不停地找寻和发现解决中国法学教育之困的切实方案。集中体现在：一方面，学生掌握的理论知识无法融入实践，实践运用能力差强人意。因此，未来法学教育改革的关键点还在于，回归法学教育培养法治人才的基本职能，正视法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与独立学科的固有逻辑，找寻到能够最大限度契合法治建设人才实际需要和法治人才培养基本规律的改革突破口，实现法学学科交融创新的同时继续坚持并致力于法律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法律思维能力的训练养成与有效提升，并将其作为法学教育的核心价值定位。设置一套既凸显法学学科本质特点，又体现学科交融，特别是围绕法律思维养成的课程体系是必要前提。

第四，科学区分法学专业课程类别，合理安排各类课程教授时段。二是法学理论教学和研究与实践脱离严重。

[24]从法教义学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受到利益法学与评注法学的影响，法教义学的基本主张是强调规范与规范性，反对过度夸大法律的不确定性，主张司法裁判的法律（规范）属性。第二，增设专门针对法律思维训练的方法论课程，如新开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法律解释学、法律适用与研究等课程。

[9]特别是当下，国际型的涉外法治人才总体处于稀缺状态，在涉外法律服务市场上，真正能从事代理涉外经贸法律实务的中国律师人数极少。法学研究成果从20世纪50年代的寥廖炊烟，到如今法学论文百万余篇，法学书籍数十万册，成为法学发展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法教义学尽管一度被激烈批评，因为反对者认为法律应当是一种活的体系，必须运用经验知识和价值判断才可能妥适地解决个案，但是法教义学却将法律规范视为裁判的全部依据，法律适用就成为通过逻辑推演出结论的机械过程，完全忽略裁判中法条之外的知识、经验与价值的方法。当法律思维作为思维方法时，它的另一端连接着法律的形而下层面，它在对解释、推理、论证等法律方法的探索中使法律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更为理性的安排。二是强调实践技能训练必须建立在知识积累基础上。陈茂华，贵州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研究生。

例如，《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著名 CLSCI 期刊，近五年刊载的论文几乎没有法官、检察官等实务界作者的成果，经笔者调查，这些法学期刊也几乎不是法官、检察官或律师的常态化读物，其中缘由值得深思。为实现案例教学更逼近审判实践的场景、氛围等，选择教学案例应注重案例的真实性、知识性、可争辩性等，尽量让学生实质感受真实裁判（代理）压力环境中的角色扮演。

从培养学生的层次和数量看，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成立时招生人数极少，而发展至今，仅2020年就录取1668名法学博士、11420名法学硕士、24,000名法律硕士、7.7万名法学本科生，[6]以近年来招生人数推算，法学专业在校学生人数已超过40万，形成了从法学本科、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到博士研究生的教育体系。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法律职业分工越发精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发展早已超越法官、检察官、律师的传统架构而越发多样化，具体岗位的差异对法治建设人才需要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会呈现细微或明显的差别，但对法律思维方式的要求却是相同的，他们信奉相同的价值观念、使用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共享一套话语符号和价值观念。

[1]杨雅妮教授指出，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应以强化价值引领社会需求导向学科专业融合实践培养人才为基本遵循，通过创新发展实现传统法学教育的变革。[26] 王轶：《法学教育中的学生与老师》，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基于既要培养具有法律思维的职业法律人，又要使优秀的法律职业人更应是一名合格公民，通识类课程（如思想政治、英语等公共课程）在本科学位课程总课时量中的比重不超过合理比例为宜。参见霍宪丹：《法律教育：从社会人到法律人的中国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2.改革法律思维训练的教学方法。一般而言，理论知识类课程主要涉及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基础理论，适合开设在法学专业低年级。

而新文科概念最早由美国希拉姆学院在2017年率先提出，初衷是针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课程之中。第三，开设程序法与实体法相互贯通的实务类课程，并从师资方面要求实体法与程序法教师共同担任同一门课程教学任务，以实现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无缝衔接，加大法律思维训练力度。

 【摘要】法律思维本质上属于规则思维方式，是法律人必须训练并养成的思维。以新文科建设中专业融通理念为指引，强化法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特别是创新法治＋数字复合型法治人才的培养模式，注重法科学生跨学科思维能力的锤炼和解决交叉领域实际法律问题能力的提升，构建由法学专业课程、信息科技课程、交叉学科课程（数据法学、计算法学等）、法律实践课程（科技法律谈判、科技法律文书等）、智能时代创新创业课程组成的跨学科、层次化专业课程体系。

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是有据（法律规定）可查的，而思维方式是决定他们认识和判断的基本因素。（一）正确对待且认真贯彻法教义学理念法学教育中深刻理解并贯彻法教义学理念对法律思维养成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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